信任与公民社会(3)

      >　　总之，就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而言，某些进展则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普世主义与排他主义都变得更加极端。然而，因为这种极端主义，依靠信任和公民互动来维持社会的可能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更确切地说，普世主义一极用后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形象再造了自身，并激发了私有化理想、推动以色列总工会权利下放，大量引进国外劳工。在今天看来，自由“犹太劳工”的那种思想似乎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当基布兹成员（以色列）没有将土地出租给连锁超市时，他们作为集体存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再则，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形态和神话的传统说辞已经很难在主要的集体主义团体中产生影响了。另一方面，排他主义团体的基质已经转变成国内的民族主义，它主张神圣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以Shas政党的兴起为标志，该党的意识形态是超越了其欧洲变种的北非犹太教规的种族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神权国家的意识形态(Fisc-her,1999)。因而，当极端正统者进入政治领域并以其从未施行过的方式为明确集体认同而斗争时，并且当许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也迅速地抛弃了他们争取自由和世俗话语以及合法性的努力时，极端正统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见到的洛杉矶和耶路撒冷代表的这两种极端现象也存在于对方之中，因为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当然不是惟一的。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如印度，全球化以及“普遍的”全球文化扩展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地方性反应，其表现通常是排他的、原始的团体认同的复兴，以及有些邪恶的政治组织形式，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在这样的世界中，是否还有可能发育出基于个体道德组织间信任政治的公民社会是留给我们新世纪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