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责与宽容 让我和学生一起幸福
题记：《将相和》因蔺相如的宽容和廉颇的自责而流芳千古。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可是一条人人耳熟能详的古训，并且谁都知道，遵照这条古训，一定会拥有高风亮节，可是，我却是近两三个年头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妙处，因为做到了它，我觉得天更蓝了，水更清了，一切显得更加美好。
以前的我虽然善良，但自制力很差，稍不如意就勃然大怒，打骂学生：擂桌子，拎耳朵，罚站，罚抄书……，整个儿一个暴徒形象。课又上得乏味。因此学生个个得强打精神，提心吊胆，教室仿佛牢狱。
可是这样的我并不开心。首先是身边少有融洽相处的学生，其次是良知在责备着自己：学生表现欠佳老师要承担主要责任；人类的每一次生气都是文明史上的退步；师生人格平等；教师是学生的范本……我有时会向学生道歉，换来一时的坦然和学生的谅解，但总的来说,无法消解愧疚。
工作到第九个年头时，遇到几个往年教过的学生，他们正挤站在一辆待开的中巴车上。她们没有向我打招呼，反而在我身后轻轻的喊了一句“黑鬼！”接着是一阵压低声音的嬉笑。这些声音飘到我的耳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生的骂，不禁怒火中烧：“这就是我教的学生？”想折回去查出是谁，但那一刻，我突然失去了勇气——“对，这就是你教的学生！”
从此，带着强烈的震撼，我加快了对自己的改变——先涅pan后重生。
我把《教师职业道德》抄示给学生：“孩子们，你们有你们的《守则》《规范》，老师有老师的《职业道德》，今后，你们可以用《职业道德》监督我！”
可是，没有人监督我，我的这个努力收效不大——整个社会没这个氛围呀。
又有一天，我向学生严正地宣布：“孩子们，我如果打你们一次，罚款10元！”
一个学期下来，罚了80元，换来了林菲在笔记本上写“我最崇拜的人是苏老师”和谢梅君在毕业座谈会上说 “我觉得，在我的所有老师中，苏老师是最好的”。
欣慰！
又接手一个新班。我以为我改得差不多了，加上面子和经济利益的作怪，我没有宣布继续对自己的罚款。可是我的劣性就像钱塘大潮的余波，仍在荡漾着。2003—2004学年下期的又一次当众自责后，率性的宋宏琳说：“苏老师，你可以像教上一届一样用罚款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啊”
“好，打一次5元。”为了自己改得彻底，我答应了，但为了经济利益，我开了个半价。
“10元。”他们没有忘记上一届。
“10元就10元。”我想即使翻几倍也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几乎不打人，再谨慎一些，就可以根本不打了。同时我还想到骂人也该罚，但我没提——想给自己留个余地。
“那骂人呢？”小家伙们考虑得可真周到，这可是上一届没有的罚款项目。看来他们深受挨骂之苦。
“骂一次1元！”我豁出去了，我要给学生一个坚决彻底的印象。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我罚出了两个10元，15个1元。这些钱几乎都是自我揭发、自我检讨之后罚出的。只有一个十元是在学生的促使下罚出的。那天，我踢了一个外班的学生，谢学义见着了义愤填膺，马上写下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而我那时正在私心作祟下犹豫着要不要为外班同学罚款。他的文章使我瞬间下了决心。不仅如此，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盛赞了谢学义——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本期的35元与上一届的80元相比，标志着我的进步，1、数额少；2、罚款项目多一个；3、该罚的几乎没落下。
这35元，价值更大。在平日的工作中，我极少纠缠在学生的纠纷中——学生纠纷的“难度系数”和数量都在降和减，而且也收到一些学生的好感。在平时的作文里，有位同学直言：“苏老师，您教我以前，我曾对您恨之入骨，因为您打了我，可是现在，我却十分爱您。”有位学生坦露：“您教我们以前，我既想您教我们，又怕您教我们，因为听说您打人很凶，可当您教我时，我却发现您其实很温柔。”在最后一次作文中，我建议学生回顾自己所有的老师，然后给其中一位写信，结果46位同学上交的45封信中，44封的收信人是我。在毕业座谈会上，黄儒盛大声地喊：“苏老师，我崇拜你！”周温忠诚恳地说：“苏老师和杨（建珠）老师是我所遇上的最好的老师！这是我的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是对的。”
幸福！
我“自责”如此，“宽人”又如何呢？放心，绝不会放任，学生有什么过错，我几乎都会用面谈、书信、电话、学生传话、作业本上留言等方式加以及时地指出或批评，只是不生气、不惩罚而已。因为“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叶圣陶语），是慢的艺术。我坚信正面教育的力量，只要我们真正做得到位，做得及时，做得有耐心，一定会有效的，就像水造就鹅卵石一样。
如:
敏感的艳萍在作文中说：“老师，您偏心。偏心使您从一位受我崇拜的老师变成让我讨厌的老师！”针对她爱写信的特点，我不急不躁地给她回了封信，详细地解释了实际情况，然后指出：“不要轻言‘讨厌’，讨厌别人，自己也不开心，况且讨厌会招惹讨厌、破坏团结，想一想，如果我也是喜欢‘讨厌’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吵一架呢？”后来她见到我又总是灿烂地笑。
如:
阵易翔抓了鸟，经过一番教育后，鸟被我没收，由我养护。第二天，他趁办公室没人，把鸟偷回了家。陈易翔是我校的“著名人物”，可我对他的肆无忌惮我却十分冷静，采取了温和的方式来教育——打了电话到他家，要他把鸟带回来。他竟在第一时间把鸟带回来了。我庆幸自己没有生气。当我指出他的错误时，他表现得很温顺。以后，他再也没有偷拿过。
大家想，在这样的宽容教育下，学生会不幸福吗？
因此，我说：“自责与宽容，使我和学生一起幸福。”
下次再接新班，我一走进课堂就要宣布我的自罚规则，并讲述谢学义的故事。
我的作为，陶行知和卢梭都非常赞同。陶行知说：“教师的天职是变化，自化化人。”卢梭让《爱弥儿》告诉我：“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必须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可是一条人人耳熟能详的古训，并且谁都知道，遵照这条古训，一定会拥有高风亮节，可是，我却是近两三个年头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妙处，因为做到了它，我觉得天更蓝了，水更清了，一切显得更加美好。
以前的我虽然善良，但自制力很差，稍不如意就勃然大怒，打骂学生：擂桌子，拎耳朵，罚站，罚抄书……，整个儿一个暴徒形象。课又上得乏味。因此学生个个得强打精神，提心吊胆，教室仿佛牢狱。
可是这样的我并不开心。首先是身边少有融洽相处的学生，其次是良知在责备着自己：学生表现欠佳老师要承担主要责任；人类的每一次生气都是文明史上的退步；师生人格平等；教师是学生的范本……我有时会向学生道歉，换来一时的坦然和学生的谅解，但总的来说,无法消解愧疚。
工作到第九个年头时，遇到几个往年教过的学生，他们正挤站在一辆待开的中巴车上。她们没有向我打招呼，反而在我身后轻轻的喊了一句“黑鬼！”接着是一阵压低声音的嬉笑。这些声音飘到我的耳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生的骂，不禁怒火中烧：“这就是我教的学生？”想折回去查出是谁，但那一刻，我突然失去了勇气——“对，这就是你教的学生！”
从此，带着强烈的震撼，我加快了对自己的改变——先涅pan后重生。
我把《教师职业道德》抄示给学生：“孩子们，你们有你们的《守则》《规范》，老师有老师的《职业道德》，今后，你们可以用《职业道德》监督我！”
可是，没有人监督我，我的这个努力收效不大——整个社会没这个氛围呀。
又有一天，我向学生严正地宣布：“孩子们，我如果打你们一次，罚款10元！”
一个学期下来，罚了80元，换来了林菲在笔记本上写“我最崇拜的人是苏老师”和谢梅君在毕业座谈会上说 “我觉得，在我的所有老师中，苏老师是最好的”。
欣慰！
又接手一个新班。我以为我改得差不多了，加上面子和经济利益的作怪，我没有宣布继续对自己的罚款。可是我的劣性就像钱塘大潮的余波，仍在荡漾着。2003—2004学年下期的又一次当众自责后，率性的宋宏琳说：“苏老师，你可以像教上一届一样用罚款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啊”
“好，打一次5元。”为了自己改得彻底，我答应了，但为了经济利益，我开了个半价。
“10元。”他们没有忘记上一届。
“10元就10元。”我想即使翻几倍也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几乎不打人，再谨慎一些，就可以根本不打了。同时我还想到骂人也该罚，但我没提——想给自己留个余地。
“那骂人呢？”小家伙们考虑得可真周到，这可是上一届没有的罚款项目。看来他们深受挨骂之苦。
“骂一次1元！”我豁出去了，我要给学生一个坚决彻底的印象。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我罚出了两个10元，15个1元。这些钱几乎都是自我揭发、自我检讨之后罚出的。只有一个十元是在学生的促使下罚出的。那天，我踢了一个外班的学生，谢学义见着了义愤填膺，马上写下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而我那时正在私心作祟下犹豫着要不要为外班同学罚款。他的文章使我瞬间下了决心。不仅如此，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盛赞了谢学义——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本期的35元与上一届的80元相比，标志着我的进步，1、数额少；2、罚款项目多一个；3、该罚的几乎没落下。
这35元，价值更大。在平日的工作中，我极少纠缠在学生的纠纷中——学生纠纷的“难度系数”和数量都在降和减，而且也收到一些学生的好感。在平时的作文里，有位同学直言：“苏老师，您教我以前，我曾对您恨之入骨，因为您打了我，可是现在，我却十分爱您。”有位学生坦露：“您教我们以前，我既想您教我们，又怕您教我们，因为听说您打人很凶，可当您教我时，我却发现您其实很温柔。”在最后一次作文中，我建议学生回顾自己所有的老师，然后给其中一位写信，结果46位同学上交的45封信中，44封的收信人是我。在毕业座谈会上，黄儒盛大声地喊：“苏老师，我崇拜你！”周温忠诚恳地说：“苏老师和杨（建珠）老师是我所遇上的最好的老师！这是我的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是对的。”
幸福！
我“自责”如此，“宽人”又如何呢？放心，绝不会放任，学生有什么过错，我几乎都会用面谈、书信、电话、学生传话、作业本上留言等方式加以及时地指出或批评，只是不生气、不惩罚而已。因为“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叶圣陶语），是慢的艺术。我坚信正面教育的力量，只要我们真正做得到位，做得及时，做得有耐心，一定会有效的，就像水造就鹅卵石一样。
如:
敏感的艳萍在作文中说：“老师，您偏心。偏心使您从一位受我崇拜的老师变成让我讨厌的老师！”针对她爱写信的特点，我不急不躁地给她回了封信，详细地解释了实际情况，然后指出：“不要轻言‘讨厌’，讨厌别人，自己也不开心，况且讨厌会招惹讨厌、破坏团结，想一想，如果我也是喜欢‘讨厌’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吵一架呢？”后来她见到我又总是灿烂地笑。
如:
阵易翔抓了鸟，经过一番教育后，鸟被我没收，由我养护。第二天，他趁办公室没人，把鸟偷回了家。陈易翔是我校的“著名人物”，可我对他的肆无忌惮我却十分冷静，采取了温和的方式来教育——打了电话到他家，要他把鸟带回来。他竟在第一时间把鸟带回来了。我庆幸自己没有生气。当我指出他的错误时，他表现得很温顺。以后，他再也没有偷拿过。
大家想，在这样的宽容教育下，学生会不幸福吗？
因此，我说：“自责与宽容，使我和学生一起幸福。”
下次再接新班，我一走进课堂就要宣布我的自罚规则，并讲述谢学义的故事。
我的作为，陶行知和卢梭都非常赞同。陶行知说：“教师的天职是变化，自化化人。”卢梭让《爱弥儿》告诉我：“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必须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